母 校，照 亮 我 的 人 生
母 校，照 亮 我 的 人 生
莎 仁
今天，一个电话把我传到了呼伦贝尔市校友座谈会上。让我惊喜的是，我们预备部二年级爱戴的老师坐在席间，还有三位年轻老师。好像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我直奔老师，与他们紧紧拥抱，与同学们大呼小叫。真幸福！这种情景只有在师生和同学久别重逢后才会有，其它的地方找不到这种感觉。一天来，我沉浸在对母校的回忆之中。毕业快40年了，在校时的情景还依然是那么清晰。
1964年，向往艺术的我只身赶赴内蒙古艺术学校初试、复试考场。考场设在舞蹈排练厅，老师们在前面一排就坐，最中间坐着包玉山老师。我的一曲又唱男声又唱女声的《逛新城》，赢得了老师们的笑声。包玉山老师托着下巴，笑咪咪地按节拍晃着脑袋，打着拍子。我的紧张感一下子就没有了，就这样，我成为了内蒙古艺术学校的一名学生。
那时的母校没有楼房，但它却是我们心中的金色殿堂。我们有温馨的小琴房。上世纪60年代，没有几个孩子见过钢琴，可我们小小年纪就坐在琴房里，弹钢琴了。我的专业老师张旭东老师喜怒分明，课堂上对我们很严格，生活中对我们又和蔼，又关心。会课弹的好，她会非常高兴，弹的不好，她的脸就会沉下来。她的琴弹得非常好，那又白又柔软的手指在琴键子上飞舞的样子，至今记忆犹新。琴房里各种乐器声，各种歌声此起彼伏，颇具诱惑力。我们刚10来岁，像小猴子一样善于摹仿，我们边弹着琴，边能轻松地听会大班学生唱的许多歌，学会大班同学表演的剧目。比如话剧《恶狗坟》什么的，还有舞蹈，晚上我们在宿舍都会轮番演练，很过瘾。大班学生的扬琴、三弦之类的乐器，我们得空也会偷偷敲打拨拉几下，有些技能是玩着学的。因“文化大革命”只学了两年专业的我们，分配到乌兰牧骑，能唱、能跳、能弹，成为一个一专多能的演员，都是在学校打下的基础。我们干的都蛮出色，没给学校丢脸。
我的母校，有整齐的教室。老师为我们传授语文、算术、历史等各科文化知识，老师们的课，讲得异常精彩，以至于下课还不想离开教室。我改行之后，从政这么多年，之所以能拟稿行文，比较轻松，与在学校打下的文化功底分不开。
我们有宽敞的礼堂。那是我的观摩艺术家表演的好场所。著名舞蹈家贾作光曾光临我校，并一脸笑容地抖着碎肩步入礼堂；舞蹈家斯琴塔日哈，那让满台生辉的筷子舞；白铭老师味道浓郁的鄂尔多斯舞；还有李淑英、薛俊莲的顶碗舞等，至今都历历在目。我们这些预备部的孩子们，就是在这种浓郁的艺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还有温暖的学生宿舍，一个宿舍住8个同学，地中间的小铁炉子烧得很旺，学校分白糖时我们把茶缸摆满炉盘熬糖稀，其乐融融。我们年纪小，得到老师生活上的关照最多。管理预备部的乌云毕力格图老师常抱着劈好的劈柴送到各个宿舍。我们的班主任吴葆娟老师年轻又和蔼，常帮助我们小女生洗头、洗澡，管理我们的零花钱。大班的同学帮我们小女生缝被子，帮小男生剃头，温暖和谐的氛围让我们生活得十分快乐。放假回家一个月，没到开学就急着想返校，看老师，见同学。我们还有富有爱心和高超厨艺的食堂大爷。范大爷怕我们在外面吃饭呛风，总是用疼爱的眼睛瞪着我们喊：“回咯，给我回屋里吃咯！”大爷们做的过油肉、包子、莜面，还有大枕头般的馒头，都是我们的最爱。现在虽然生活好了，可再也吃不到那样的美味了。
我家四口人都从母校走进又走出。我和丈夫韩清树和女儿都是艺校毕业生。儿子在内蒙古广播艺术团工作，边工作边在母校进修作曲，艺校培养了我们一家人。
虽说我已改行，从事妇联工作多年，但无论到哪儿，无论何时，艺术专长都在直接、间接地帮助着我。深入基层时，歌声会拉近我和农、牧民妇女的距离，与同行开会、办班，联欢时，我的歌声、舞蹈、晚会主持会帮我迅速传递友情，融洽关系，许多人都会立刻记住你，熟悉你，使你脱颖而出。这一切都是母校——神圣的艺术殿堂塑造了我。今天，校友座谈会上，老师们带来的《内大艺术学院》报，让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母校，我们为此骄傲。
我们的许多老师，大多进入高龄，仍在精力充沛地为艺术事业忙碌奔波，这给我这个已经退休的学生提了一醒，人决不能因退休而变得麻木。老师，永远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学校，永远是我们深爱的学校。
愿母校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