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 远 的 记 忆
永 远 的 记 忆
孙知行 刘 军
序
我们是1960级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学生，我在美术班，刘军在舞蹈班。一晃40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都已先后退休，因为两个女儿都在北京工作，为了避免太多的牵挂，在孩子们的劝说下，我们便来到她们身边生活。孩子的牵挂少了，可那老地方，那片热土总还有许多割舍不去的怀恋，尤其当回忆起早年在艺校学习生活的件件往事和那些深刻在脑海里的一张张师生的面孔，一串串熟悉的名字，每每令我们兴奋不已，夜不成寐，有时怀旧之情来得那么急切。
刚到北京那年春节，为了寻访上世纪60年代初艺校的故交，我俩从南五环外跑到北六环外，单程就走了3个多小时，目的仅仅是为了晤一面，叙叙旧。今年元宵节刚过，意外地接到了沙痕老师的电话，当得知他也在北京时，“他乡遇故知”的那种难于言状的感觉油然而生，放下电话，我和刘军就立刻进城与他们相聚，话题最多的依然是说不完道不尽的当年往事和对那时师生的关切。
是啊，母校哺育了当年风华正茂的我们，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使我们涉足了许多人不曾有过的经历，产生出那么多令人难忘的记忆。是艺校那段学习与历练，给了我们热爱生活、坚毅乐观的品格，也为效力国家、服务社会做了准备。学校已走过了50年，现在高楼耸立，外观上已找不到初创时期的踪影，且规格提升，规模扩大，诸多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在为学校发展祝福的同时，作为上世纪60年代初的亲历者和在艺校工作了20多年的见证人，也愿重话当年一些片断往事，与老同学和恩师们共鸣共享，把回忆共同珍藏，与新学友、新同事相识相勉，让历史相互沟通。
初进艺校
1960年8月29日，我怀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第一次离开家乡，从鄂尔多斯来到内蒙古艺术学校上学。下了火车已是后半夜，早一年入学的民间歌剧班学生胡汉敏接站并带我们步行到学校。我们顶着满天繁星，借着手电筒的光亮，顺铁路往东走。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绕过一个土岗，看见东北方向百米之外有一盏特别亮的电灯，胡汉敏说：“那就是咱们的学校”。
我们沿着小土路到了校门口，在收发室山墙上的那盏电灯光下，推开了双扇木门。接待的同学把我领到东边共同课教室最里边的教室，说这就是美术班的临时宿舍，先期到校的几个同学睡得正香。我把提包轻轻放在靠门的下床上，便和衣睡了。睁开眼睛天已大亮，这天是我19岁的生日，也是我人生中新的开端，目睹了我将要投入学习生活的艺术殿堂。
整个院落由土墙围合，院深不过百米，东西略宽一些。一进大门正中央是一座“工”字形大礼堂，礼堂东西两侧10米外各横着四排平房。礼堂北面是食堂。除东西四排红砖窑洞外，都是青一色的青砖瓦房。礼堂前部东西两侧分别是图书馆和阅览室，礼堂尾部两侧是排练室。礼堂东侧四排青砖房由南而北依次是办公室、教室和两排教工家属宿舍。窑洞在教室和宿舍中间。礼堂西四排青砖平房由南而北依次是两排琴房（有单身教工住在第二排琴房）和两排学生宿舍，窑洞在学生宿舍前。
出校门一条弯曲小路向西南延伸，绕过土岗南侧上大路入新城东门。土岗上立着一座据说是日本人修建的飞机场瞭望塔。靠近校门两侧，开辟出一片不大的运动场。南侧是土坯场，再往南几十米外是望不到边的高粱、玉米地。向西望，是几百米外的绥远古城墙，城墙北端耸立着一座角楼，有士兵在城墙上巡逻站岗，日夜守卫着墙内的内蒙古党委大院。
土岗上有10几个坟冢散落在荒草中，荒草地一直延伸到古城墙下。土岗南边是一片低洼的芦苇塘，水塘边上有一座破旧的奶奶庙。学校北墙外隔一条土路是内蒙古外贸汽车队，再北是京包铁路和大青山……置身这荒郊之外，不免有些惆怅。惆怅归惆怅，一个农村的孩子能到自治区首府学习自己钟爱的专业，那是一种莫大的荣幸，我开始写日记，督促自己不轻易放过现实生活的每一天。
刚到校那些天，日记中写的最多的是想家，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的我，从小就觉得只有父母的怀抱才是我最温暖的家，此刻最让我牵挂的是家里十分窘迫的生活，离家时已剩下合起来不足半面袋的粗杂粮，不知还能维持多久，下一次生产队发放口粮是什么时候……
去武川拔麦子
9月上旬，我们还没来得及正式上课，就按上级指示随全校师生到武川县支农抢收拔麦子。我们住在一个叫东达乌素的小山沟里。每天天不亮，歌剧班的刘建忠同学就站在生产队食堂的房顶上，把艺校的师生们叫起来，去食堂吃完莜面炒面、土豆稀饭，这时东方才微微泛白。武川县地处丘陵地带，土地贫瘠，稀疏的麦苗高不过一尺多。大家按老乡教给的方法，蹲下来，左右手各把住一垄麦子，边拔边蹲着往前走。由于土质松软，倒也好拔，可是要腿臂动作协调，拔得快一些，还真得练上一阵子。大家羡慕那些农村青年，他们左右手各把两垄麦子往前拔，一会儿就把我们远远甩在后头。地垄特别长，从天不亮拔到中午，还是望不到麦田的尽头。一天下来，十分疲惫。三天后，腰酸腿僵膝盖疼，站着蹲不下，蹲下站不起来，许多同学的手勒出了血，有的戴手套，有的缠布条，有的把袜子套在手掌上，继续坚持。
刘军他们跟着乌云老师在小山村里拔麦子、拣麦穗。那年她是才过12岁的小娃娃，晚上同老师睡在一盘土炕上，可能是白天干活太累了，晚上倒头便能睡着。一天晚上，紧贴在乌云老师身边睡着了，睡着睡着头朝了下，枕在了乌云老师的腿上，这还不算，大胆的黄毛丫头竟敢用手在老师的肚子上乱摸，直到把乌云老师给摸醒了。乌云老师轻轻地喊：“咳，摸甚哩！”她迷迷糊糊，眼睛也睁不开，喃喃地说：“我在拔麦子，可是怎么也抓不住”。
10多天后，公社犒劳支农的师生，给大家吃了最好的饭食，烙油饼，炒鸡蛋，16日返回学校。
上课了
9月28日，正式上了第一堂课。
国庆节后基本安定下来，按部就班地开始上课，我们也从教室搬到了礼堂西侧新建成的还没有干透的窑洞里住。10月中旬生起了火炉子。
我们班入校时26个同学，有的初中毕业，有的高中毕业，有的还上过大专，有的已参加了工作，女同学董凤茹为了上学，给刚出生的孩子断了奶。由于对专业的酷爱，同学们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生活。天不亮就去画室画素描，每天上午除两节素描外，还有速写、水彩、国画、透视及一些文化课，下午大部分是自习。由于教室少，自习都在宿舍上。每到此时，我便盘腿坐在上床，把铺盖卷当桌子，上面放一块小画板，在那里写写画画做作业。周六下午，学生会组织发煤，同学抬着大筐领回一周定量的烧煤和劈柴。
当时正逢国家困难时期的第二年，粮食、副食品及日用品供应紧张，根据中央9月指示，城镇居民的口粮减为每月24斤，布票和食油定量也有缩减。国家特别关注教师和学生的健康，口粮给予优待。从11月1日起，学校实行分等级以人定量集体就餐制。舞蹈、晋剧武功专业及音乐吹奏专业同学的粮食定量为37斤，此外，还定期发给一些古巴糖、伊拉克枣之类的热量补助，其余学生都是每月31斤。学校提倡节约，定量并不都端上桌，每月发给几斤粮票，有的同学把节约下的粮票寄回家，有的把吃剩下的馒头切成片晾干，准备寒假带回去，也有的小同学支援了大同学。
进入12月，窑洞里更加阴冷，窑顶上结了白花花的冰霜，两侧靠下一些地方长出了麦芽。由于烧煤定量少，地中央的小铁炉不敢烧得太热，人不在时，还要用湿煤面把火压上，以保持不灭。
一天下午，我们正上自习，班主任李天际老师推门进来了，看着同学们一个不少地在聚精会神学习，脸上堆满了笑容。同学们对老师十分敬重。李老师毕业于东北鲁艺，擅长国画人物写意，代素描课教学，耐心严谨。高大的身材，风度翩翩，黑呢子大衣早早上了身，还围着一条长毛围巾。这阵子他正患着感冒，鼻子和嘴常常缩捂在围巾里，还不停地掏出手帕擤鼻涕，弄得大鼻头总是红红的。
12月16日，我们班23个男同学全部搬到食堂西侧把边的大木工房，白天当画室，晚上是宿舍。时入隆冬，室外气温常常在零下20度左右，屋里虽然生着一个大火炉，也不觉暖和。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来校工作的乌力格老师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睡在远离火炉的墙角处，盖着两床被和一条线毯，脑门上捂着棉帽子，嘴上搭着长围巾，只有鼻子露在外面。早晨起床，眼睫毛、眉毛和帽子围巾边沿都是白花花的霜。
困难的日子
1961年开春，国家到了困难时期的最困难阶段，粮食、副食品、工业品进一步短缺，买袜子、火柴也要收半个工业券。
2月25日，学校开学。学校要求全校师生同舟共济经受考验，积极应对困难。师生的口粮再次缩减，各班开班会，同学们积极申报自己节约的数量。学生的饭桌上出现了豆腐渣、高粱米、玉米面、玉米楂子、豆炒面等，粗杂粮的比重加大了。在那段艰苦日子里，同学们时有饥肠辘辘的感觉。
一个星期天，舞蹈小班的刘军、白景岚、张淑敏三人一起商量决定奢侈一回，买一点熟肉解解馋，她们步行去一个熟肉店，问明一斤猪头肉是七角钱。白景岚跟店老板说：“我买二两，全要肥的。”张淑敏说：“我买二两，全要瘦的。”刘军说：“我也买二两，要不肥不瘦的”。店老板乐了：“嘿！三个人三样，还是这个小女女会吃”。
食堂大爷们或是采用增量法，或是粗粮细做，想办法让师生们吃饱吃好，于是冠以时代特征的美食名字诞生了。所谓“金银卷”就是用玉米面和白面做成的双色花卷，所谓“迎春米饭”就是用高粱米、红豆、小米做成的杂粮米饭，所谓“欢乐窝头”就是玉米面窝头。大餐厅内西南墙角有几口粗矮的瓮，一年四季瓮里腌着酱芋头（苤蓝），没有鲜菜时，它便成了惟一的下饭菜。
学校加大了生产自救的力度。3月下旬，在校院外南边开荒打井整地种菜。在东郊黑兰不滩设了养殖场，养羊、养鸡、种菜。劳动课正式安排进课程表，每周有三个下午的劳动课，必要时还常常追加一些课时。
秋 收
全班去毕克齐挖土豆。到30日下午，土豆地挖了一半，从学校带来的粮食吃完了，同学们都回了学校，留下我和樊建平、包长禄、白音仓在瓜棚里看守土豆。傍晚时分，迪之老师来说，学校拉土豆的车在一家村陷进了泥坑，让我们去帮着拖出来。我们提着马灯摸黑赶往，过了两道水渠又被一片泥塘挡住了去路，只好挽起裤管脱掉鞋，我背着迪之老师趟了过去。可车不见了踪影，我们就继续回瓜棚留守，拢起旺火取暖烤鞋，烧土豆充饥。
国庆节那天，天阴着，我们在毕克齐文化局农场初识了沙痕、裘耀章、肖安南、赫历等后来到学校工作的老师，他们都是在那场反右斗争中被严重扩大化而错划为“右派”的一批知识分子，正集中在这里劳动。这一天他们被宣布解放了，9人一桌聚餐庆贺。沙痕老师还即兴赋诗贴在院里的木桩上。晚上又下起雨来，我们和裘耀章老师挤住在一个窝棚里。
10月中上旬，校园内的葵花、萝卜、大葱、大白菜到了收获的季节，各班的劳动课大都安排在这里，同学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收获自己的劳动果实。
王文兴老师
戴着金丝眼镜的王文兴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他那很重的江浙口音有时听不大懂，我们常常当堂发问，有时课下请教，他总是笑咪咪，很耐心。一天他在讲台上写板书时，我猛然发现他蓝棉裤屁股后面一撮棉花从破洞里掉出来，一甩一甩的，他脚上穿着的黑条绒棉鞋也打了补丁，大脚趾快出头了。敬重之余，心里有点酸楚。后来才知道当时他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当我也做了父亲的时候，更理解他挂在脸上的笑容，多了一份内心的希望。那笑容和那撮棉花让我记了一辈子。1980年底，我在学校介绍他参加了党组织。我到文化厅工作时，他已被文化厅借调派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内蒙古管弦乐班做班主任，和30多位学生一起住在远离城区的西山北太舟坞农村，负责管理学生生活与安全。
我每次到北京，总要去看他，一是工作，二是总也放心不下他们老俩口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生活。后来他还是心力交瘁，在工作岗位上病倒了。我最后一次陪他到医院检查，他已病得很重了，但他还是坐在轮椅上对我说：“没事的。”不久，他去世了。我代表文化厅和他的学生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在我向他深深鞠躬的时候，他那笑容和那撮棉花又出现在我面前。秋天，我去新城西街的小平房里看望王老师的老伴颜杏先老师，她本来瘦弱的身体又苍老了许多，惟有那深凹在眼眶里的眼睛仍然那么坚毅，那么炯炯有神。老颜说：“我们1952年离开上海，支边来到内蒙古，算来有30多个年头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把生命献给了教育事业是光荣的，一辈子就这样了结也很圆满。过些日子我要回南方长住一段时间。”
困难留下的思考
物质生活困难，生产劳动很多，师生团结友爱，思想积极向上，学习奋发努力，这就是那段岁月学校主流生活的真实写照。师生们之所以能以很高的觉悟、健康的心态，从容面对艰苦生活和较多劳动，平稳地度过困难时期，究其原因至少有三：一是年轻的共和国物质生活原本处于低水平，心理上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加上国家的特殊关照，困难时期觉不出太大的反差，农村来的孩子普遍感觉甚至比家里吃得还好。说到劳动，教育方针有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要求，同学们从中小学都受过这样的教育和锻炼，热爱劳动，吃苦耐劳，勇于实践已是很平常的习惯与品格。劳动多并非中央所提倡，也确实耽误了一些学习时间，但正效应大于负效应，艰苦中得到的思想品质和意志的锻炼，终身受益。二是当时社会风气非常好。人民群众刚从旧社会的苦难中摆脱出来，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一心一意建设自己的新生活，梦想着早日实现共产主义。那时代的人没有信仰危机，团结互助蔚然成风，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艰苦奋斗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时尚。三是当时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在危难时期更加团结，不屈不挠，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勇于牺牲的民族精神。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困难时期，毛主席主动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人民愿与领袖们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多一点生产劳动，既可为国家分忧，又可为自己解困。
还应当提到的是，当时物质生活虽然困难，但精神生活却充实丰富。学校有整天开放的图书馆、阅览室，有扎实有效的政治理论课和生动活泼的党、团、队生活，有不定期的形势报告、先进典型报告、忆苦思甜报告、学术报告，有经常性的音乐会、汇报会、结合形势的演出实践，还有频繁的电影、戏剧、戏曲观摩学习，给师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这些活动与专业教育有机配合，营造了教书育人的良好氛围。在最困难的1961年，学校就组织看了多场电影。除去寒暑假，几乎周周有电影，月月有文艺观摩，物质生活的贫乏，得到了精神生活的补偿。那年月酸甜苦辣有滋味，激情燃烧锻炼人，那段时光还真值得特别怀念。
